《文化的江山》: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史

來源:光明日報作者:孟憲實責任編輯:于雅倩
2020-02-13 15:05

《文化的江山》: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史

曾侯乙墓出土銅編鐘(局部) 圖片選自“文化的江山”

“文化的江山” 劉剛 李冬君 著 中信出版社 圖片選自“文化的江山”

殷墟出土龜甲正反面 圖片選自“文化的江山”

原本,文化是文化,江山是江山。前者是人類創造活動的作品,代代流傳,代代創造。江山屬于自然,無非山川草木,是人類活動的背景、資源和舞臺。現在劉剛、李冬君創造了一個概念叫作“文化的江山”,文化于是具備了自然的面貌,而江山也擁有了文化的品格。學術與文化,概念是創新的核心,非虛言也。

中信出版集團新近推出12卷巨著“文化的江山”,已經面世的是四部,即《文化中國的來源》《王朝中國的確立》《中國風雅頌》和《中國軸心期》。探索早期中國的文化歷程,四部著作已經風格盡顯,加上隨后趕來的八部書,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歷史畫卷,就這樣突如其來地鋪展開來。恍惚之間,頗有應接不暇的感覺。

“文化的江山”是通過文化的途徑和對文化的觀察來理解中國,這既不是通常意義下的文化史,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歷史。文化,通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,當我們把文化與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區別討論的時候,這時的文化是屬于狹義的文化。當我們把政治、經濟、社會都置于文化的平臺上看待時,這時的文化屬于廣義的文化。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之間,廣義的文化概念有特指某種文化的意涵,但在同一個文化體系之內,經常使用廣義的文化會導致狹義的文化空間被擠壓,喪失其本來的價值。大概就因為如此,“文化的江山”的作者特別強調“文化中國”的立場,堅持用文化的立場理解和書寫中國的文化歷程。

與“文化的江山”相對應的是“王朝中國”,即從政治的立場理解中國歷史。作者認為,用“王朝中國”的立場理解、書寫中國歷史是中國最主流的立場,一部“二十五史”,以王朝為單位書寫歷史,是典型的“王朝中國”立場。在“文化的江山”一書的引言中,作者以“發現文化的江山”為題,開宗明義地表明鮮明的立場:

“歷史上,其實有兩種中國史觀。

一個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國,叫作王朝中國。

一個是貫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國,叫作文化中國。

所有王朝,都在興亡交替中,短則數十年,長則二三百年,都難逃一亡;唯有文化中國越千年,歷百世,還在發展,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。”

中國的江山不僅是王朝的,更是文化的,文化比王朝更耐久,更有生命力,更有價值。這是“文化的江山”的基本觀念,既是核心理念也是分析理路。如果說,此前更盛行的中國歷史閱讀法是“王朝中國觀”,那么本書提倡和實行的則是“文化中國觀”。因為立場鮮明,觀點清晰,前者可以稱作中國歷史的“政治主義”,而“文化的江山”堅持的可以稱作“文化主義”。讀書界的未來反應,“知我罪我”關鍵就在這里。

要重新梳理中國的歷史,無法回避遠古的探索。“文化的江山”第一部《文化中國的來源》,是要從文化主義的立場找到文化中國的最初源頭。作者從半坡的彩陶入手,用一束文化的光源照亮彩陶,在一個石器的時代,找到了引領未來的“彩陶之光”。這束光,跨越千萬里,照進紅山文化遺址,于是有了“石靈之光”。之所以重視紅山文化,因為作者的思想中有一條玉的光束,而紅山文化是現在所知中國大地上最早的玉文化呈現。作者心中有光,石頭也被照亮,書中說“人類靈性的花朵,先在石頭上盛開,從石頭蔓延到萬物,而使萬物有靈”。《說文解字》說“玉,石之美者”,玉就是石頭的美麗代表。人類最初的靈光一現,便是牛河梁遺址上的片片玉器。從彩陶到玉器,作者的觀點很重要,他認為這就是文化中國,很久遠很美麗。先有文化中國,后有王朝中國,所以文化中國更重要。

文化中國,玉器最有代表性,從河姆渡到良渚文化,正是文化中國的創新期。良渚文化與河姆渡有層累關系,玉器制作發達,是良渚文化留下的深刻印記。河姆渡沒有趕上古國的頭班車,但良渚文化中卻頗多早期國家的痕跡。當然,文化中國并沒有貫徹始終,很快,變遷發生了,文化中國遭受王朝中國的替代。作者是通過怪力亂神的《山海經》來闡發這個過程的。“從神話到歷史,《山海經》的世界,貫穿了三個時代,包含了兩個中國”。“三個時代,分別是彩陶時代、玉器時代和青銅時代。從彩陶時代到玉器時代,是文化中國從濫觴到形成的時期;從玉器時代到青銅時代,是文化中國向王朝中國的過渡時期。”作者從兩個夸父的例證入手,證明夸父這位純粹的神話人物后來發生轉化,他也參與早期王朝中國的塑造。導致這個重大變遷的力量是暴力,即戰爭。

看看你所知道的青銅器吧,充滿了暴力美學。作者把青銅時代與王朝中國聯系起來,依據充分。“國家的來源,從文化認同轉向武力統一;國家的前途,從和平發展轉向征戰立國;國家的制度安排,從尚賢制轉向世襲制,從‘天下為公’的公共權力轉向‘家天下’的君主專制”。青銅器的發展路徑,就這樣帶動了王朝中國的發展。“來自青銅的劍影刀光,砸碎了玉的溫情與夢想,終結了玉器時代的‘詩與遠方’”。在王朝中國確立之后,文化中國并沒有煙消云散,它們以另外的方式滲透在王朝中國之中。

在早期中國的文獻和考古中尋找“文化中國”的存在,在王朝中國確立之后,這便是第三冊《中國風雅頌》的目標。作者的考察結論是,文化中國作為一個潛流始終存在,比如王朝中國與天下,文化中國屬于后者,相對禮樂與權力,文化中國屬于前者。不僅如此,每到中華面臨危難之際,文化中國就會挺身而出,承擔自己的責任。不過,從文化江山的立場出發,會發現不同的學派有自己的角色定位。比如墨家對于文化中國的堅守強過儒家,儒家在總體上更像是彌合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的綜合派。“在先秦諸子的國家學說中,最有代表性的三派是儒家、法家和墨家。三家之中,法家是堅定的王朝中國派,墨家堅守著文化中國的理想,而儒家則在兩者之間搞平衡,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,這叫作‘指其兩端而用其中’的中庸之道”。

說法家是堅定的王朝中國派,這不會引發歧義,但把墨家看作是文化中國的代表學派,恐怕不會獲得齊聲贊同。比如道家,他們是更遠離王朝中國的一派,在批判王朝中國的時候,道教應該是最堅定的。對此,作者有自己思考。一方面,墨家是民間力量的代表。對于王朝中國的批判,除了批判的武器,也存在武器的批判,而墨家思想武裝了基層社會,狹義精神,深藏在民間,他們就是武器批判的基本力量。一旦王朝中國自廢武功,民間力量就會崛起,與文化中國結盟,奮力拯救中國。另一方面,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,在理論上是老子思想的繼承人,所以《史記》才會把他們寫入一傳,就是因為發現了二者的一致性。

第四卷《中國的軸心期》,全面討論先秦諸子思想,作為軸心期的中國思想家,他們的思想鋒芒所在皆有,涉及的問題也幾乎都是百科全書式的。這些思想結晶,不僅能夠為王朝中國提供資源,也能為文化中國提供滋養。在中國文化發展的幾千年里程中,諸子思想始終是中國文化的淵藪,供應中國文化,源源不斷。

“文化的江山”的作者,在梳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,發現了一條堅實的“文化中國”紅線,于是很自然地成為中國文化自信派,不僅批評“王朝中國”的觀點,也自然遠離了中國文化自卑派。更為重要的是,作者對于王朝中國觀點的批判,不是借助外來理論,而是從中國文化的內部找到了“批判武器”的源頭活水,即中國文化。“有人說,傳統文化是政治文化,正如中國是王朝的屬性,不能脫離王朝而存在,文化成了政治的屬性,也不能離開政治而存在。這是站在王朝中國的立場來看文化中國,看到了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相結合的那一面。可一旦王朝政治式微,天下安危就要靠文化中國來擔當了。當國家分裂時,文化中國便是歷史的統一體,為國家統一提供范式;當改朝換代時,文化中國以民本為基地,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據;當異族入主中原,建立王朝中國時,文化中國依然屹立,或以夏變夷,或革命攘夷。正是有了文化中國的存在,我中華民族歷數千年,而至今未訴衰。”以中國文化解決中國問題,如同動員自身抗體,這當然是根本之道。

于是,與文化中國相對應的王朝中國就成了重要的對話者。對于王朝中國的觀點,相信中國讀者都不陌生。從狹義的視角看,政治與文化都是大文化觀的一部分,各自承擔著不同的義務,扮演著不同的角色。歷代政治制度、帝王將相和政治活動,都是王朝政治的主要內容。政治與文化既然屬于不同的領域,自然會存在分界,只要有分界,就難免不會相互影響,彼此滲透。但是,對于中國歷史的理解,我們的史學比較強調政治發揮的作用,按照文化中國的觀點,這種強調政治作用的觀點已經夸大了政治的力量,對于歷史認識,夸大就會失真。了解作者的學術經歷,我們的理解會進一步深化。在中國歷史的認識上,強調政治的作用,是史學界的普遍情況,而具有代表性的學者,大約非南開大學的劉澤華先生莫屬。劉先生提出“王權主義”概念,用來表達政治權力的擴張和壟斷性。“文化的江山”的兩位作者,都是劉澤華先生的研究生,李冬君還跟劉先生讀完博士,并留校任教,所以他們十分熟悉劉先生的學術觀點。劉先生設立“王權主義”概念,是為了更深入理解中國古代歷史,而王權主義現象正是劉先生力主批判和否定的一種政治傳統。

“文化的江山”作者認為,在認識中國政治傳統問題上,王權主義是一把手術刀,深刻而準確。但是,超出政治范圍之后,王權主義的鋒芒便遭遇困難。曾見到《東方歷史評論》上刊登作者的一篇文章《尋找“文化中國”的起點和入口》,作者清楚地介紹了自己的學術歷程。有關王朝中國問題,對話幾乎就是王權主義。“王權主義能不能囊括中國政治文化或傳統文化的全部?如果全部囊括了,那么對傳統的批判本身,以及對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的追求,來自哪里?反傳統的動力又是從哪兒來的?”從問題的提出,能看到作者的思考,也能看到學術的代際傳統與發展。學術的基本規律是繼承與發展,沒有繼承的發展是另起爐灶,沒有發展的繼承只能是照本宣科。劉澤華先生強調“王權主義”理論,在劉剛、李冬君2009年出版《文化的江山》時曾參加過相關的宣介活動,對于學生的新建樹,表現出導師的支持與自豪。劉先生一貫鼓勵學生提出有別于自己的新觀點,認為這才是學術發展的正道。如今,劉剛、李冬君的建樹再次升級,劉先生若能得知,相信一定會滿心喜悅。

王朝中國與文化中國,在中國歷史的幾千年歷程中,到底怎樣補充,怎樣抵觸,怎樣共同推動了歷史前行,許多問題依然有待于深入研究。“文化的江山”叢書,隨后還有八部著作在排隊出版,相信會有持續的論證。現在,有兩個基本的學術理路擺在這里,政治的叫王朝中國(或王權主義),文化的叫文化中國,到底誰更適合中國歷史的實際?前路已經開辟,且待來人抉擇。

“文化的江山”叢書的作者劉剛、李冬君,是一對學術夫妻,以文化江山為核心,他們的研討至今超過十年。2009年,他們出版同名的《文化的江山》上下冊(山西人民出版社),可以看作是如今著作的綱領。此后,又出版了《自由的款式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,2012),是一部歷史文化隨筆。2015年,又出版《回到古典世界——從希臘到中國》(中信出版集團),探索古代世界的歷史走向。即使后來的兩部書,核心的話題依然是“文化的江山”。現在,我們讀到四卷本“文化的江山”的很多金句和精彩結論,許多都能在上面三部書中找到最初的原型。學術的發展,在積累中探索進步,學術界如此,學者個體也無不如此。

不僅是學術思想,即寫作風格,“文化的江山”也保持了統一性。這不是標準的學術論文或專著,更恰當地說應該是學術散文,一些比喻和想象,如同詩一樣具有擴散特性。很多章節都圍繞著同一主題進行,有的章節也會涉及多個問題。汪洋恣肆,天馬行空,這樣的文風一定會讓很多讀者擊節欣賞,也會讓一些讀者很不習慣。溝通古今,中西橫議,要想很好地跟上作者的節奏與話題,讀者的知識儲備需要稍加豐富。

“文化的江山”是學術的縱橫議論,并不關注具體歷史知識的普及。但考慮到讀者的不同需要,每一章的后面,都會有一節設計感極強的文字,補充基本知識,配滿相應圖片,美輪美奐。這是圖文并茂的古老傳統,因為今天的圖版能夠做到繽紛別致,自然超出傳統插圖太多。當然,如果為了保證思考的節奏,也可以直接進入下一章。

更應該關注的是作者的觀點是怎樣形成的。作者十分強調文化個體性,這部作品體現了怎樣的文化個體性呢?不管是學術經驗還是其他經驗,時代的總結與個體的總結都是不可缺少的,尤其是學術建設,個體的體驗與發現是十分關鍵的。在歷史研究中,怎樣展現個體性?除了在學術觀點、方法等對前人的繼承發展,個性的文化體驗是不可忽略的。十多年以前,作者問我這樣一個問題:“唐朝重要,還是唐詩重要?”作為唐史研究者,這個問題讓我陷入沉思。唐詩產生于唐朝,從這個意義上說,唐朝重要,沒有唐朝就不該有唐詩。但更嚴重的事實是,唐朝已經湮滅一千多年,唐詩依然活躍在我們的生活中。一個電視節目詩詞大會,竟然能舉國若狂。作為一種文化結晶,唐詩一直在滋潤中國人的生活,一直為中國人提供文化享受。如此說來,當然是唐詩更重要。原來,這就是“文化江山”的邏輯起點,所有的王朝都會走向湮滅,只有文化會生生不息。一個時代,只有創造出不朽的文化產品,才會變得不朽,否則除了變成時間符號,再無意義。

唐朝與唐詩的問題,與其說是一個學術論證,不如說是一個文化體驗。個性的文化體驗,上升為學術觀點,只要獲得史料的支持和邏輯的合理論證。在最終的學術產品中,最初的體驗在論證過程中完全可以略去,然而,作為學術發現原點,個性體驗顯然是需要肯定的。所以,從“文化的江山”叢書中,我們不僅需要了解作者的觀點,也要看到作者獨特學術思路的來龍去脈,尤其要承認文化個體性體驗的積極意義。

(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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